纪念南京地质学校建校七十周年征文：
1973年11月，我作为首批工农兵学员，从江苏油田来到南京地质学校，度过了短暂的二年半学习时光。我所在的班级是石油钻井7301班，班主任是刘学老师。1976年1月，我毕业留校，在团委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随着国家文化市场的解禁，电影租赁放映也向各企事业单位放开。1977年我参加了南京市电影公司放映员培训班学习，取得了电影放映资格证。我终于站在了电影放映机旁，面对前方那块白色的银幕，投射出我心中无限的热望。
我对电影情有独钟，是缘于我儿时的生活。我居住的大院里，每到周末都要放电影，我几乎每场必看。当时，看得最多的是国产片《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后来，开始放映外国电影，最初是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轧钢工人》和《鲜花盛开的村庄》等，我基本都看了四、五遍……。渐渐地，我不再被影片的故事情节所打动，而是被影片中的画面所吸引。特别是画面中不同的人物和景物，在不同场景中所处的位置，在不同的光线里所呈现出黑、白、灰影调的变化，让我从这些奇妙的画面中得到一种享受，甚至产生了要去拍电影的冲动。
当我第一次在倒片机上检查电影胶片时才发现，银幕上的运动画面，在一盘盘电影胶片上，是一格格静止的图片（正片图像）。当电影放映机以每秒24格的速度把这些图像投射到银幕上，观众看到的就是连续运动的画面了。每次放映前的倒片检查，我都会反复观察胶片上那一格格静止的图片，仔细琢磨画面中如何运用不同角度的光线去营造不同的氛围。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就是我日后爱好摄影的启蒙。
我留校时，学校已有两位兼职电影放映员——张平陵和陆修富老师。每次放电影，我都去帮着挂银幕、架机器，跟着两位老师学习。那个时期，企事业单位每个月要放的电影，必须在上个月底去南京市电影公司排片。每到排片日，我和各单位的放映员都早早地在电影公司排片室等候。一旦去迟了，当月的热门电影就会被其他单位“抢”走。
那时候，新发行的影片必须在各影剧院上映一年后才给各单位放映。基层单位放映的大多是“老片子”，这些“老片子”在经受无数次放映灯高温照射后，胶片片基变得又硬又脆，若检查不仔细，放映过程中就会出现“断片子”。一旦现场“断片子”，放映员就要在观众的埋怨和躁动声中，用最短的时间把断片装好重新放映，这显然是放映员和观众都不情愿看到的。因此，每当电影放映日，我就很早骑车赶到位于新街口的市电影公司，把十几盒电影胶片装进挂在车后座的帆布袋里，带回学校进行倒片和检查。倒片过程中，我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胶片的两边，遇到断片处，会有明显的划触感。这时必须停下倒片机，找到断片接头点，剪去粘接处，再用小刀片轻轻刮掉胶片的保护层，然后涂上丙酮液，压紧几秒钟，断片点才能粘合好。所以，倒片时必须仔细检查，把那些粘合不好的接头点重新接好，从而减少放映过程中的“断片子”发生。
春夏季节的周末下午，我们会在航测楼前的篮球场边竖起毛竹杆、挂上银幕，放露天电影。每次银幕还没挂好，就有家属和孩子们用小凳子、碎砖块在场上“占”位置了。放映过程中，时不时有人在放映机镜头前站立或走动，此时银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大大的黑色头影，随后场上立即传出“快坐下！快让开！”的吆喝声。有的孩子喜欢在场上奔跑，只有战斗故事片中的打仗场面，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学生们大多是站在球场两边观看影片。
到了秋冬季节，电影就改在大礼堂内放映。学校大礼堂建于1954年10月，其实是礼堂兼食堂，两侧窗户下方都安装了多层木柜，供师生们放置餐具。座椅则是不固定的木条长椅，每条长椅可坐4人，长椅背面的座位号已模糊不清，无法对号入座，所以每次放映前礼堂里秩序比较乱。于是，我买来白油漆和小油画刷，用硬纸板刻了阿拉伯数字，在长椅背面上按单双号，将座位号码一一拓上去。当时礼堂里共有260张木条长椅1000多个座位，我花了三天时间，终于把座位号全部恢复。每逢电影放映日，我都按比例，将入场券分发到各个班级和科室。实行了对号入座，电影放映时场内秩序井然。
1979年9月学校恢复了工会组织，电影放映也纳入了工会的日常工作。同年12月对大礼堂进行改造，安装了固定座椅。1984年12月，又增盖了电影放映室，流动电影放映机更新为松花江牌固定座机。在改善放映条件的同时，实行了售票入场，每张电影票价一毛钱。工会成立了值勤队，每次放电影，值勤的老师分别在门口验票和场内维持秩序，宫矿业、吕黎明老师也先后参加了电影放映工作。订片、取片和倒片等工作则由工会吕黎明老师负责。
2000年4月,南京地校并入东南大学。按照校园规划，大礼堂拆除后在原址盖起了一栋十六层的研究生公寓--群英楼。
每当我坐在影城的座位上，面对前方悬挂着的电影银幕，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南京地质学校的那块银幕……尽管已过去了四十多年，那块有点泛黄、留着褶痕的银幕却一直挂在我的心中，难以忘怀。
2020年9月16日 于南京
作者：崔长征，石油钻井7301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