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有两本《物种起源》的出版都大获好评：一本是译林出版社重译的科学经典，一本是接力出版社推出的少儿彩绘版科普书。前者赢得古生物界权威出山力荐，后者则是科学家、科普作家和普通读者一致称赞的“难得的好书”。而这两本书的译者、作者是同一个人—古生物学家苗德岁。 或许不是好书带路，我们难以有机会来认识这位有趣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获得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的亚洲学者，现供职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自1996年至今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如果在百度上搜索的话，与苗德岁相关的条目除了《物种起源》，就是他给人家讲“科技论文写作”的PPT，还有他写的散文、各种与他专业不相干的趣文的中译英、英译中，他和友人诗词唱和往来，甚至诗体的书评……好一个文理兼修、生活丰富的科学家！ “说实话，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我看到有趣的东西，想到有些人不能读其中的一种语言，就有一种‘技痒’的冲动，就会中英互译，只是好玩，不求发表。”在给记者的邮件中，苗德岁如此回答自己的“不务正业”。科研和翻译的兴趣之外，文学创作也是他常常涉猎的领域。他的散文被台湾的中学选作阅读材料，但他说：“我最多算是个老文青罢了，登不了大雅之堂。”有粉丝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看、帖子比文章好看、英文帖子比中文帖子好看，苗德岁笑言：“我自觉这一评价比较靠谱。” 少儿版是我翻译《物种起源》的“副产品” 青阅读：在译林版《物种起源》的译后记里您写到，最初编辑找您重译这本科学经典您是一口回绝的，到您最终接下此书翻译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然而接下《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这本科普书的创作，过程并没有这样的曲折，为什么呢？ 苗德岁：是的。严格说起来，少儿版是我翻译《物种起源》的“副产品”。2012年4月底我完成了《物种起源》译稿，5-6月间回国做工作访问，先后在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和北京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了《达尔文与“物种起源”》的讲座，似乎反映还不错。后由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推荐，国家动物博物馆在2012年6月17日父亲节那天邀请我做了同一题目的公开演讲。听众中有不少小朋友，他们问我能否给他们写一本少儿版？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孩子们的要求，我怎能拒绝呢？恰好听众中有果壳阅读的史军先生（我那时并不认识他），他马上把我推荐给了接力出版社，我回到美国不久就接到了接力社胡金环女士的约稿邮件，11月就正式签了约。大概一年左右书就付印了。 我以前虽然读过《物种起源》（第六版英文原著），但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翻译其第二版，让我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始想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及对全书内容有了字斟句酌的熟悉，这无疑为写少儿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句玩笑话，这就有点儿像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讲的：“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其实，后来在写作少儿版过程中发现，还远不是这么回事呢。 青阅读：据说翻译《物种起源》是公认的难题，您认为与之相比，将这本书写成一本面向少儿的科普书，哪个更难一些？哪一本书让您更有成就感呢？ 苗德岁：按照英语习语说法，这似乎是拿橘子跟苹果相比。说实话，两者都难，但各有各的难处；要说成就感的话，我觉得两本书我都下了工夫，并希望都没有愧对我的读者们。 翻译是戴着手铐脚镣跳舞的营生，译者回旋的余地很小，一本译作能信、达相兼，即是上品，遑论“信达雅”呢？由于我特殊的经历（中文是我的母语，但一生中使用英语的时间多于中文）、业余爱好（对中、英文文字的咬文嚼字）以及专业背景（地学和生物学），翻译《物种起源》便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拦路虎”还是会时而出现的。正因为如此，我对前人的译本有着充分和极度的“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翻译得再好，也只是传达原作者的思想，充其量是一个好工匠而已，故此我常把翻译看成是演奏而不是作曲，尽管我欣赏优秀的演奏家，但我更心仪的却是作曲家。不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只能算是编曲。 力求孩子读了不觉深、大人读了不觉浅 青阅读：读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人，无不感叹它的通俗易懂、清晰简练、生动有趣，您是怎么做到的？您是第一次写科普书吗？ 苗德岁：谢谢大家的美言和厚爱，令我诚惶诚恐。这虽然是我写的第一本科普书，但自觉不算是写科普的新手。我1975年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就曾被古生物专业的师生们推荐，为《化石》杂志的约稿撰文，题目是《古生物钟浅谈》。1980年读研究生时，翻译了一本美国“生活自然文库”的《山》。也还写过几篇科普小文，但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 写科普不容易、给孩子们写科普更难。我自作主张地将读者的年龄层定位为高小和初中。我当时写的时候是力求孩子读了不觉深（也许少数地方还是深了）、大人读了不觉浅，以及外行读了不觉深、内行读了不觉浅。这个目标很难，我希望我的初步尝试能勉强及格。 诺奖得主、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说过：“不能向酒吧的侍应生解释清楚的理论，都不算是好理论。”其实，不光是对外行科普要“通俗易懂”，在专业会议上作报告，也要如此才行，毕竟许多同行对你所研究的太专门的东西也不甚了了。这是我在美国读博时，我的美国导师教我的“绝活儿”，令我终生受益非浅。“生动有趣”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政客演说、牧师布道、老师授课、商业广告到电视节目“脱口秀”，哪一样也离不开它，否则你失去受众的速度比抛出的铁球坠地还要快。我不是那种能够口若悬河、啐金吐玉的人，但也不至于让我的读者和听众打瞌睡。“清晰简练”，则是被这本书的格式“逼”出来的，编辑给我150页6万来字的规定，我算了一下，大约每页400字—我写的时候严格遵循这个“规矩”，所以，像下棋落子一样，每一个字都要琢磨半天。 青阅读：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优秀的科普作家，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您如何兼顾这两者之间的身份？ 苗德岁：哈哈，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先得来个“身份认证“吧？我最多算是具有了这双重身份的一点儿“潜质”的人。至少在我的眼里能戴上这顶桂冠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在生物学领域，我能想到的是哈佛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威尔逊 (E. O. Wilson，著有《社会生物学》)；在地学方面，美（瑞士）籍华人地质学家许靖华（著有《大灭绝》），似乎也受之无愧。其他的人，只能称为有坚实科学背景的优秀科普作家（如已故的哈佛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以及英国的道金斯），或是能写优秀科普作品的（优秀）科学家（像芝加哥大学的杰里·科因与尼尔·舒宾）。我什么优秀的“家”也算不上，真是两头都够不上呢！ 我觉得科学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乐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把我所熟知的科学领域的优美风景介绍给行外的人。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年轻人有可能的话，不妨多读些“闲书” 青阅读：作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您知识广博，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如今文理分家很常见，在文理兼修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苗德岁：对我的描述，实不敢当。也许你们会注意到译林版《物种起源》“译后记”最后留下了我的书斋名—“五半斋”，我自认为是半土半洋、半文半理、半瓶子醋，故有此斋号。 文理分家的现象是较近的事，早期的学问家们并非如此，而在达尔文时代，科学更常被称为自然哲学（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理工科的博士学位仍然称为“哲学博士”的缘故）。但随着科学部门的日渐细分和专门化，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鸿沟也越来越深，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爵士曾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 实际上，大凡科学大家们，多是文理兼通的。做学问无非二途，或通识，或专精；现在专精者多，通识者少，而成就大学问的人，光专精往往是不够的，因为视野会受到局限。因此，大科学家中艺兼文理的例子在西方很多，比如爱因斯坦等。在中国，像民国时期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生物物理学家李书华等，再后来的天文学家王绶琯、古生物学家王鸿祯等，也都是文理兼通的。 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有可能的话，不妨多读些“闲书”，休闲不一定就是旅游，一本书、一杯茶，也是休闲。读书的愉悦，不是其他休闲活动所能替代的。“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原载: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北京) 记者 刘净植 2014年2月 供图/小艾
注: 苗德岁校友,1965年入南京地质学校测量专业学习，1976年返校在地质专业任教，1982年赴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