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为加强内地建设，浙江的部分地质大队奉命调往云南、四川工作。为适应新的找矿战略部署，我们浙江物探大队二分队从浙西临安昌化迁移到浙南的松阳西屏，承担浙南1︰10万区域性的重砂、分散流大普查，面积可达6000余平方千米。

         由于淘砂这种找矿方法在我队尚属首次使用，为确保大普查顺利开展，分队在遂昌县连头村举办了野外淘砂技术培训。时值寒冬，山区气温特别低，淘砂又是水中作业，双手在冰冷的溪水中冻得通红，被冷风一吹，全身发抖。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小黑虫也会前来凑热闹，把你的手背叮得红肿。为了衡量淘砂的技术水平，我们往往在淘洗前有意识地在砂盘中投放几颗重砂矿物，看淘洗后究竟能有几颗回收，以考核淘洗质量，达到标准才能通过；地质人员还要锻炼在1︰5万地形图上目估定位，保证采样定点误差不大于2毫米。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分队组织20多个同志成立了2个重砂普查组，直赴遂昌、丽水、龙泉、云和四个县域开展工作，就此拉开了大普查的序幕。

         我们重砂普查二组由十位同志组成，大都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出发，黄昏背着晚霞归来，每天野外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行程达几十公里。由于普查工作的特殊性质，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7~10天就要搬家，一年搬家达到30多次。当时为了响应全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上级规定，搬家途中各人的行李由各自肩挑，不得请民工，这对我一个刚出校门的“文弱书生”来讲，可真是个难题。为了免受重担压肩之苦，我把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减到不能再减，连睡觉的枕头和行军床也不要了，每到一个地方就睡老乡家里的楼板。

         为了保证每个月有22个野外工作日，在安排搬家时，对顺便的路线，我们就一边挑行李一边做重砂测量，确保搬家、生产两不误。由于水系重砂测量是沿山沟作业，经常爬上悬崖陡壁。为了保证采样位置正确、合理，特别是在最后一个采样点必须相距分水岭500米的规定下，我们只能穿树林、跨刺丛、绕陡壁、钻毛草地，露水湿透了衣裤、刺丛割破了手脚也顾不上，我还第一次见到了蕲蛇和野猪。

         水中淘砂可是个苦活，一盘砂15千克，一个点要采两盘砂，每天要采8~10个点，点与点之间的水平距离为500米，实在辛苦。有调皮的职工还自编与淘洗节拍相一致的顺口溜引来乐趣开心，一边淘一边哼：“呼啦拉，呼啦拉，绍兴人，淘重砂，每月工资三十八，回家还要养老爸……”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们往往是用早晨带来的冷馒头夹

         咸菜或冷饭加咸蛋来充饥，口渴了就喝一口冷水。由于我们在山上的穿着也比较滑稽，有点像猎人。一次，有两位同事曾被当地农民疑为“特务”，扭送到公社，闹了个大笑话。

         那年5月中旬，我们来到了遂昌治岭头。那时正值浙江雨水季节，早上出去时天还好好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场大雨把你淋成“落汤鸡”；有时上午下雨不能上山，为了不耽误工期，下午天气一见好转我们就马上出发，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大家在那里工作特别认真，担心要丢掉什么似的，对淘砂点的选择也特别讲究，一般都在重砂物易沉聚的迴水地段采样。

         两个月后，从分队传来了消息，治岭头—毛田Ⅰ-Ⅱ级水系中，发现了7个黄金异常点，最多的一个有黄金33颗，其中，见黄金的第一盘砂就是我们这个操作组淘洗的。大家听后欣喜万分，辛苦没有白费。后来分队组织了异常检查组直奔治岭头开展了黄金异常检查。他们以重砂为主要手段，辅以化探配合、地质追索的方法，在水系口发现了大于1000粒的高含量点，大大缩小了找矿靶区。之后一个偶然机会，分队在一陡壁下发现一处土质松散，且被杂草覆盖，用地质锤一扒，露出一个老硐口。经清理并对硐壁石英网脉采样，发现其含金量达7克/吨以上、含银量200 克/吨以上，至此在治岭头发现了原生金银矿化体。

         从重砂大普查到异常追索，再到原生矿体的发现，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1967年，治岭头金矿的进一步工作移交给了第七地质大队。数年后传来消息，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金矿有了进一步扩大，达中型规模。20世纪80年代，部、局要求对寻找治岭头金矿有关人员论功授奖，我也获得了找矿二等奖，颁发的奖状我还好好地保存着，这将是我一辈子最好的纪念。

         作者：吕明华（2009年10月）

         吕明华校友，于1964年从我校放射性物探专业6058毕业。吕明华校友曾先后担任省第九地质大队副队长、党委书记，省隧道工程公司党委书记，省第一地质大队和省地矿建设总承包公司党委书记，曾获得地矿部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荣誉称号，2004年8月退休。央视《探索发现》栏目2009年曾专题报导吕明华校友等人发现该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