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92年1月24日登载该报记者朱剑红《他们走过荒凉》一文，记载地质工作者的丰功伟绩，最后一段是： “观念在变，时代在变，然而，地质队员脚步不变，追求不变。你听，他们在吟诵地质诗人侯卫东的诗名：
我们的脚印和奇迹的种子，
洒落深山又开满了深山，
从荒凉走向荒凉，
从空旷走向空旷，
当我们走过之后，请相信，
请人民请共和国相信：
那时，将，
不再荒凉，
不再空旷！
（侯卫东：1981年毕业于我校制图专业。著名诗人、电视人，现任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副总监）
侯卫东另一篇散文刊录如下：
一颗子弹踌躇在谋杀和误杀之间
芦苇在风中飘动的声音，压低了枪栓拉动的轻微响动；黎明的塔里木河北岸，
一支枪和一个生命的距离，早已缩短在一颗子弹的有效射程之内；这时有几粒饱满的露珠，带着大自然清新的气息，沿着芦苇的叶片无声地滚动着，让轻扣板机的手略感湿润的几丝凉意……
这是一个你不愿意看到但可以推测到结果的场景；一个生命的葬身之地。
通向1982年的记忆里程已经有20多年的琐屑时光。那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它像一根长在身体某一敏感部位的钉子，会在情感的阴雨天隐隐作痛。
在塔北古台地，我曾经是一名地质队员。一个漫天晚霞飞舞的黄昏，我听到从野外回来的同伴大声呼喊，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
一个人的头骨遗弃在塔里木河边，在芦苇的包围中。他面目无存，毫发不见，光秃秃后脑勺上深陷一个洞眼：一颗子弹穿过的死亡记忆。
他的身份和年龄？他的家庭和亲人？在我看来，不会说话的洞口，留下了生命离开时的一个个难解之谜。
谁知不明头骨的死因并不复杂。
这是一次误杀———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大家都认同了这一推测。
为什么会是误杀———因为芦苇里有野鸭，有人向我解释———这个埋伏的猎手，被后面的猎手误认为也是一只野鸭。就这么简单的理由，射杀了一个生命？当年的弱冠少年，我，把巨大的困惑甚至是焦虑，一直保留到今天。
这几年我的工作是负责电视法制节目，这样就会常常面对凶杀现场的影像；也时常耳闻领刑的重犯，为其行为的开脱或忏悔。他们中有很多并无犯罪的预谋，甚至一直安分守已，是什么原因诱发了他们的“激情犯罪”？
也许，社会学和心理学对此已尽有解释，但我仍然愿意从一个人的身上去找寻答案。我的思绪偶尔会回到从前的塔北，出现一片黎明时分的苇地，出现头骨复原浓发飘动的幻境，我这时会固执地坚持：
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原本
会让出击的子弹退回枪膛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都不能接受当年大家认同的误杀的结论。我认为以一个成人的经验和持枪者所必需的谨慎态度，完全可以避免对一个生命的“误杀”。当然，法律上的“主观故意”是特指这一行为的专业判断，而当我们自由地行走在法律约束之外时，是否会有一个节制自己的准绳：发自内心地想到过他人，提醒自己不能轻视同伴的存在。
当然节制会带来“麻烦”。它需要那位“误杀”别人的猎者，仔细地观察，如此他可能会失去一些猎物，甚至空手而归———显然，两手空空也不能成为有可能“误杀”的理由。
我不知道遥远记忆中的那一片苇地是否仍然枯荣交替，我现在身在城市喧哗的生活中；时空的转移难免让人有恍如隔世之叹，但“误杀”的逻辑依旧畅通无阻。很多理由，很多借口，正构成多元化的价值观与处世态度，是否我们的大脑中早有了一个预谋：那就是让侥幸成为放任自流的依据。
谋杀还是误杀，说到底它是两种不同心理的挣扎、角逐。因为头骨的炫目记忆，我总希望会有人一直提醒自己———
在你开车之前，你最好不要再轻易地举起酒杯；同样，你也不要再不假思索，去把重重的花盆高高摆上临街的阳台；或者在上班之前，像检查门锁一样，你要学会养成检查自行车刹车灵不灵的习惯……总之，你的心中慢慢地要有别人，这样你会对某些可能危及他人安全和利益的行为踌躇不安。
如果带着这样的内心回到露珠滚动黎明的芦苇地，我相信那一粒致命的子弹就不会离开枪膛，那一天的枪声就可以挽回；同时我深信：
在手搭上扳机枪声启动前
子弹踌躇过
原载《主人》杂志2007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