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测绘局已建局五十周年，也是我们56届南京地质学校测绘专业近500名校友投身测绘事业五十周年。2006年4月，在我们毕业五十周年之际，270多位校友第五次团聚在南京母校（现已合并为东南大学），回顾、怀念、畅谈半个世纪的测绘生涯，从珠峰顶到杭州湾，从五大连池到天涯海角，几乎都有校友们的足迹。我们用双腿丈量祖国的大地，用双手描绘祖国的河山。校友中有一位地图收藏爱好者在文中写道：“要问谁最了解祖国的博大，谁最熟知祖国的变化？非我测绘队员莫属！”
在纪念国家测绘局建局五十周年之际，有三位领导最让我怀念，因为他们都是军人，大家都习惯称他们首长。
1958年，国家测绘总局第七地形测量队驻扎在甘肃酒泉，准备进疆施测1：10万国家基本地形图。四月的一天，接到通知组长以上干部到哈密开会，原来是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接见进疆测绘组长，并招待我们进餐，在餐桌上他亲切地说：“我是专程到新疆最东面的城市来迎接你们的。新疆的日照度很高，是种植棉花的好地方，开发种棉基地太需要地形图了。你们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是我的老战友，我是用战友情谊请他提前安排进疆测图计划的。新疆十几个建设兵团都在等着地形图规划呢!请大家支持兵团，支持新疆建设，及时、准确地提供地形图。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还请你们把我的谢意给所有进疆的测量员。”听了王震将军的一席话我顿感测绘的重要性和自己肩上责任的光荣。席间，王震将军还用双腿登在长板凳上用餐，有说有笑，和蔼亲切，使我想起“南泥湾好地方”的歌谣。因为我知道王震将军是三五九旅旅长，南泥湾是三五九旅开发建设的，我们总局的陈外欧局长就是当年三五九旅一团的团长。 我在西北搞地形测绘，我妻子在山西搞地质勘查，夫妻长期分居。当我们结婚三年妻子开始怀孕后，我鼓足勇气走进设在集体宿舍楼里的陈外欧局长办公室，向他请求将在山西214地质队工作的妻子调来西安工作。陈局长一面问我一些细节，一面在本子上记着什么，还问我队里还有多少人没结婚，他们找对象难不难等。最后问我：“干了七八年野外工作，还想干吗？”我说：“想干。我热爱测绘。”陈局长高兴的说：“好！测绘总局局长当然也热爱测绘战士，回去跟你的同学们说，有困难尽管来找我，我要在这里住到明年送你们出测后才回北京。”
第二年冬天回西安，陈局长就挂电话叫我去谈话，他说：“你爱人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山西也十分需要地质人才，不肯放她。正好山西省正在组建测绘管理处，我们想把你调到太原去，这样你们夫妻团聚的机会就会多些。”陈局长看我同意后又说：“国家测绘总局只有三个分局不行，要每个省都有测绘分局，国务院已批准在全国各省区先建立测绘管理处，你们要打好前站，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1964年春节后我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安分局，到山西省测管处报到。1978年测管处扩建为山西省测绘局，我参加了组建培训外业队的工作，既当老师有当队长，带出来两批测绘晋阳大地的年轻队伍，实现了陈局长各省建局的设想，我也和妻子定居太原，生儿育女。
我最怀念的第三位首长是十分偶然认识的。 1976年 10月，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我带领水准组在山西临汾一带施测一等水准，检测这一地区的地面沉降，以预报当时频繁发生的地震。当时我们水准组住在临汾交际处招待所，被“四人帮”迫害的杨尚昆同志 和夫人李伯钊就住在我们隔壁一间 15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俩口身边没有子女和亲人，只有两名“招待员”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当杨尚昆同志知道我们的工作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唐山地震害得我们好苦，你们一定要把地震预报搞好，搞准确，提前告诉老百姓。”杨尚昆同志还结合自身经历对我们说：“我带过兵，打过仗，用过地图，知道地图是测量员跋山涉水测出来的。你们的生活很艰苦，责任重大。”组里的周继伟正好是四川籍，杨尚昆同志称他为“小老乡”，还向他打听家乡的生活和变化，连连叹曰：“好久没回四川了。”浓浓的乡情溢于言表。早晨出测前要仪器检定，杨尚昆同志几乎天天都在院子里给我们当帮手，搬仪器、扶标尺、挂垂球，与我们亲密无间。
半个月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临汾地区的测量任务。小组搬家那天，杨尚昆同志一大早就来帮我们把仪器、行李搬上吉普车，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他指指门卫说：“不准我离开这个大院，不能送你们了，希望你们好好工作，保重身体。”那浓浓的四川口音，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不论是测绘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急需地形图的兵团司令员，或是身不由己的国家领导人，都对测绘事业那么熟悉、重视，都对测绘队员那么亲切、关爱，使我们这批投身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测绘队员，在我们多年后团聚时喊出频率最高的一句话还是“爱我测绘，无怨无悔。”
2009年7月，我孙子从郑州测绘学校毕业投身测绘事业。我这位30后的测绘老兵实现了“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夙愿，我要把计划经济时代忠诚、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影响、教育、引导我孙子去实践“热爱测绘，无私奉献”的诺言。 叶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