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陈贤杰老师和其后的冯宪法老师所编校报是广大校友在校时一道美丽的风景，现将陈老师发表在个人博客上的回忆录转载如下，供校友欣赏陈老师的文采，重温那段岁月。 
陈贤杰老师（中）与夫人和校友合影 2007年
教坛四十年
陈贤杰
（小序）1955年1月，刚满18岁的我，怀揣着中央军委所属北京测绘学院的中专毕业证书，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六朝古都南京市，跨进了地质部属的南京地质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我的近四十年的教坛生涯。
四十年，可谓漫长，在同一所学校里度过近四十年，更不容易，其中值得回忆、值得书写的事件实在太多，我只能细细回忆，慢慢写出；如果哪位战友、同事、学生发现文中有某些误记，可与我联系，予以改正。如果此文能够成为维系大家友情的纽带，那就更有价值了。
教坛四十年 （之一） 初为人师
本篇重点回顾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踏上教坛头两年的情景，作为教坛四十年的开篇。我将大体按时间顺序回顾四十年来的教学生活。
距今近五十年了,岁月茫茫,往事如烟,只能把深深刻印在脑海里的片断写出。也许能从这些片断的回忆中，透视出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状况，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创业艰辛和喜怒哀乐。
那是１９５５年１月８日中午，有四位身穿旧军装的青年提着简朴的行李走出南京市下关火车站。看见站外停着几辆马车，其中一位，忽发奇想，提议乘坐马车赴任，于是，大家同意。马车，现代都市中已经难得见到，只在一些风景区看到，供游人玩赏。那时在南京却是一种交通工具。他们坐在马车上穿过古老的街巷向市中心鼓楼方向缓缓而去。四个人穿着一色的刚刚卸下帽徽胸章的军服，年少英俊的面孔吸引着路人的眼光┅┅
这一幕就是我和战友王文中、劳永乐、伍大正四人初到南京时的情景，提议乘坐马车的，就是劳永乐兄。其时，我们刚从北京测绘学院毕业，转业分配到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任教。此刻正是他们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开启了教坛四十年生活的新篇章。
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光荣的教育事业。而近半个世纪前，初到南京时乘坐马车的情景，谁也不会忘记。
那年，南京经历了多年未有的严寒，我们到来之前下了一场大雪。那一天雪后初晴，仿佛着意欢迎北京南下的客人。但气温仍在零下。马车到达校门口时，正值大批学生饭后从校内蜂拥出来回对面宿舍休息。学生们围拢马车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四位和他们年龄相仿甚至比他们小的转业军人，竟是日后他们的老师。事实是，当时伍和王还未满１８岁，几个月前召开的第一届人大会议选举代表时还没有选举权，我和劳则刚满１８岁。
１９５５年１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前夕。这一年的九月，毛主席给十大元帅授勋。在军衔制之前要对军内成份进行一次整顿清理。我们四人都有家庭出身或海外关系等情况，因此，毕业时我们是第一批转业的广州仔。另有些人分配后不久也相继转业。其余同学大多数到了七八十年代才转业，多数回到了广州。留在军内的同学中有一位叫何永强的最后升为大校军衔，现在北京，可能是我们当中绝无仅有的了。而我们却没有配戴上一天肩章的福份。我们转业不久就收到同学寄来的戴上肩章的威风凛凛的照片，我们只有羡慕而已。我们之中谁也没想过这辈子当教师。人生的路不全由自己决定，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社会环境会给你铺就一条身不由己的道路。
到达学校的当晚，我们被安排在仪器库楼下的一间房间里，北窗台外积雪一尺多厚。房内没有烤火，头一天夜里，我们盖着部队“两斤半”的被子，凭着年轻火旺的身体熬过来了。次日晨，接待我们的人事科长惊奇地发现了，立即批给我们购买计划，到新街口百货商店买布做被套。现在的年青人一定觉得好笑，怎么买布还要计划呢！但那时是计划经济，刚解放不久，物资缺乏，大量购买是要计划的，几年后还发行布票呢。
南京地质学校直属中央政府，是由华东军区测绘学校集体转业而成立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转业军人，有着光荣传统。建校50年后的2000年并入了东南大学。该校座落在市中心，附近北极阁一带，相传是1600年前六朝时代的宫苑所在，古木参天，风光秀美。近年逐步建成南京市著名的风景区；南面高楼林立，北面树木苍翠，是现代城市中的一块宝地。
周道校长很快接待了我们，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宣布按我们转业时副排级套到学校级别为月工资49元多。我们即由每月6.9元津贴陡增到七倍，这工资待遇，在当时环境下，大家都十分满意了，因为那时每月的伙食费只要10元即可，而住房家私都是公家供给的。到了70年代，一名中专生毕业时的工资也只不过30.8元。周校长说，你们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给你们假期马上回家吧。然而，我们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要立即投入工作，探亲假以后再说。一心一意想为国家作贡献，这是部队熏陶的结果。部队长达三个月的入伍期教育，在我们年青的心灵中注入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生死观；那时，个人利益甚至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何况个人的休假呢。如放在今天，一般年轻人早已回家探亲了，两年多没见父母面啊！
从此，地校大院里多了我们四位穿旧军装的新人。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小广东”。我们四人（1958年伍调走）一直合住一间3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各占一个角落。我和劳面对面，他很快买了电子管收音机、留声机，后来我和他都练小提琴。我们常听红线女的粤剧“昭君出塞”的唱碟，直到现在都能背唱出来。我们都勤奋学习、备课，有时弹琴唱歌说笑，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我们到地校后几个月，又有几位测绘学院校友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是张宗文、刘学、张敏智、黎国英、丁素兰、闻近玉等，还有我们在测院时的两位老师。其中黎和张敏智也是我们的广州老乡。
我们很快便投入到繁忙的教学工作中，科主任陈主一把我和伍分到测量与矿坑测量学科，把劳与王分到测量觇标建造学科。并说因为我和伍是11班的，劳王是12班的。原来他知道当年进测院分班考试时，按成绩好坏顺序分在11班、12班、13班。其中13班还晚毕业半年。其实，后来成绩好坏已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四人的成绩都是不错的。毕业时我的总成绩达到上等生的标准，在毕业典礼上院长亲自给颁奖，记不清得到相当于多少斤小米的奖励。
55、56年，正是国家建设大发展的年代，需要大批地质和测量技术人才。我校从1956年起每年将有数百上千名学生毕业。因此，我们的工作格外紧张。1955年，我们为大地毕业班学生筹建尧化门实习场，加密控制网。尧化门离学校近十公里，当年是一条短短的小街，沿公路两旁有些小商铺，附近属丘陵地貌。学校在一片高地上临时搭建起几大间草篷供学生住宿，老师则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作居住和办公用。我们的足迹踏遍附近的山山水水。1955年我和伍分别在此辅导过地质01和08两个班级测绘1：1000地形图。记得当年有一位学生已28岁，做过几年生意的。现在这两班同学的名字大都已遗忘，唯独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同学的名字，她是08班的胡蓉。1956年毕业时被分配到武汉地质系统，现在应是退休的老太婆了。可我脑海里还有着那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印象。当时，这个班的女同学多次到我的宿舍邀请我和她们到玄武湖公园玩，可我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答应。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批学生。
1956年6月份，第一届6个大地班学生毕业。这一年的3月15日，我和潘郁劳永乐张宗文老师带领下一届大地07、08班学生到安徽宣城、泾县一带实习，这是我到地校后的第一次远征，而且是完成生产任务。这是皖南风景胜地，靠近皖南事变遗址。青弋江水清见底，两岸山青水秀。闻名遐迩的宣纸、徽墨、歙砚即产于此。记得当时那里鸡蛋只卖3分钱一个，我们用饭盒和柴草煮蛋吃。傍晚还可欣赏当地小女孩唱民歌和跳民间舞。一天，我们在一座叫黾山的山头上造标，还未及埋好柱子就坐在避风处吃随身带上山的冷饭菜，不料一阵狂风吹来，竟把觇标刮倒。幸好大家坐在稍远处，未有伤人。又有一天，附近山火漫延，同学们奋不顾身扑灭火灾，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还有一次从山上返住地的路上竟迷了路，走了半天，结果还是回到了原地。这次实习中师生都晒脱了皮，当时的口号是“晒黑了皮肤练红了心”，大家头发胡子一个多月未理。我们四位老师返回芜湖市区时有人手里还拄着根竹拐杖，走在街上被疑为一帮乞丐。我们在一家靠河边的饭店落座，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服务员瞪着疑惑的眼光望着，生怕我们付不起帐。其实我们口袋里都有不少钞票，当年实习还有补贴的。这一批学生现在都已退休了，偶尔还会碰到一两位，谈起这段生活仍甚有兴味。
1956年，全国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我被推为学校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到我们四人的工资定级时，校长说，因指标关系，我们四人中只能有一人提升。提谁呢？科主任说，因王文中来校后曾被派出到西北跟苏联专家学习过一段时间，业务水平比我们高。而我是委员，应高姿态谦让，因此，王升了一级定为59元，而我们三人靠级定为52元。三年后即1959年，我们才升到和王一样。但下一次王又升一级，工资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
开始时我们只上实习课，没有大本的书教。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都好像有点天赋，虽不曾从师范院校出来，却都显得老练，面对比自己年龄大的学生毫不胆怯，也许一身旧军装帮了我们的忙。
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是满负荷的，但我们深知自己的业务水平远不能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按今天的要求，我们的学历是不能踏上中专的讲台的。因此，我们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抓紧业余学习，甚至寒暑假也不例外。不久，就自学完了苏联大地测量学家克拉索夫斯基的大地测量学等高等学校教材，后来又函授了武汉测绘学院平差计算课程，记得我的成绩是优级。我们也陆续学习教学法、心理学和俄语等课程。
直到1955年暑假，我们几位“小广东”才结伴回家探亲。我们乘船经武汉转火车回家。我背着参军时从家里带出来的有蓝白间条的帆布被袋子，仍旧穿着旧军装，象跑单帮的商人。在武昌车站还受到警察的盘查。他们三位日后常以此为笑柄。到家那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我径直回到小东营那熟悉的家时，母亲从厨房走出，望着我问：“你找谁？”我暗暗好笑，没有作声仍往里进。其实心里很复杂，既激动又有点心酸。儿子参军时还不满16岁，回来时已20岁长大成人了，有了三年多工龄，好像饱经风霜了，哪认得出来啊！
我的回家给了家人一个惊喜。那时，弟弟刚上小学，妹妹还在幼儿园。这时做哥哥的才有机会牵着他们上街玩玩。多难得的机会啊！
今天，“小广东”早已变成“老广东”了。许多老同事见面时还会提到当年的“小广东”。伍大正于1958年3月就调离我校，后来在广州一所中学干至退休，仍没有脱离教育战线。最近我和他经常见面叙旧。记得他调走时我正在野外实习，一天回到我们四人的房间时见到他的书桌上用粉笔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而我和王、劳三人都在地校直到退休，可谓“从一而终”。
2002年9月，为纪念到测绘学院学习50周年在花都聚会之际，伍大正作诗一首：
半纪征程风雨路，南疆北国测旗扬。今朝故里大团聚，互祝安康更寿长。 本人步其韵和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尾： 半纪苍苍金陵路，策马长驱向石桥。今朝回首少年事，相觑茫茫笑白头。
注：金陵，南京的别称。石桥，地校所在的街道名大石桥。
2003年中秋节定稿于广州澳洲山庄
教坛四十年（之二） 峥嵘岁月
上篇《初为人师》写了1955、1956年的教学生活。本篇接着回忆距今四十年前我二十出头到文革动荡前的一些往事。
二十多岁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年华。许多同龄人正在大学校园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而我们却已担负着沉重的教学工作。
我的回忆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校大地测量专业的历史。我们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好回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总觉得有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值得回顾。姑且作为同事之间、师生之间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吧。
1957年的我刚满20岁。送走57届学生后，我和王文中同志共同负责大地测量17班（58届）的部分专业课和生产实习。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无锡南方泉的生产实习。这次实习中王主要抓生产业务，我则主要抓学生的思想教育，实际是班主任兼实习辅导。凡有需要对学生“训话”的时候，总是由我出场。记得我曾批评过一位叫吴ｘｘ的同学，他不抓紧时间学习而整天手抱一本《红楼梦》。我讽刺地说他：“你想当红学专家吗？”现在想起来，也是批评错了的。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一个响雷打到我们住房的天井中，地上火光直冒，离我只有三四米远。虚惊一场，幸未伤人。
而在附近由钮绳武老师和一位刚留校的年青教师华ｘｘ带队的15班则出了一个大事故：一位同学在太湖边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因此，学校即发出禁止学生游泳的通知。那一天，我赶到出事地点时，只见一副棺木摆在湖边的田埂上。我们的心情都很沉痛。那位学生是学校话剧团的成员，出发时大家还看过他演的话剧。
南方泉是太湖边上有名的江南小镇，秀丽的水乡。晚上漫步街头，周围传来柔软动听的吴语。还不时飘过悦耳的琵琶弹唱声，那是著名的苏州评弹。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这美妙幽雅的呤唱，你马上就会体味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
这一年，党号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但不久即开始反右派斗争。学校老师中陆续揪出20多个“右派分子”。我们几个幸好刚从部队转业，年纪尚轻，言论不多，否则按我们的家庭背景，以及我们年青气盛的性格，难免受到牵连。
这年9月我接手大地22班的班主任工作和大地测量课教学。记得组织过学生学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组织学生投入大鸣大放和红专辩论。当年党号召大家都要争做建设时期的革命者，知识分子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1958年上学期，二年级的四个大地班21－24班到安徽肖县实习，上一次是在皖南青弋江畔，这一次却到了皖北。那里是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战场，虽然战役过去了十年，但还留着当年战场的痕迹，人烟稀少，草木凋零，道路泥泞。我们住在乡政府的一所不大的空房里，空空荡荡，一面无墙与天井相通。全村连一张桌子一张床都借不到。因此，我叫木匠用我们造标的零木料打造了一张简易的桌子。我和学生十多个人挤在用麦草铺垫的地上睡觉，夜里起来小解后回来竟然再挤不进去睡了。那时，肉类供应已开始有点紧张。一天，我们从山上回来的路上见到有村民在杀猪，我当即交涉买下了半头猪，半头猪的肉也只有40多斤重。学生踏着泥泞的道路抬回住地。后来，炊事员王富文分了一半给王文中负责的21班，皆大欢喜。不久，全国都要用肉票了，每人一个月只有四两肉供应。
这年8月份，我又带领该班同学到南京郊区进行控制测量实习，住在祖堂山附近，这一带现在有南唐二陵、牛首山等旅游胜地。当年却是杂草丛生少有人至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用铺板抬着仪器和行李从公路边走向住地的情景，那崎岖山路连小板车都进不去。我们买了几百斤稻草铺在潮湿的泥地上，再铺上一层打背包的油布作为床铺。测量员的生活很简单。
这一年学校某厕所出现一条“反动标语”，所谓反动标语拿到现在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不能随便提出过激的意见的，连彭德怀等大人物都不能幸免于难，何况小人物呢！很容易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恰巧，这条标语的字迹和我班一位姓陆的同学的字迹十分相似。因此对这位学生做了许多审查的工作，还找来他在南京另一所学校读书的姐姐帮助做工作，对这位同学的压力可想而知。后来破了案，原来是一位已经分配到了东北的同学所为。差一点又是一个冤案。
暑假以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临时担任新生班大地27班的班主任工作。该班有两位复员军人，其中一位李育坚是党员，已婚并有小孩了，经常穿一双土布鞋。他们后来一直是班里的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他们都分配在武汉，我1979年出差到那里，还到他家一聚。现在他们大概已经退休了。他们入学的那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火热的年代。9月下旬，我奉命带领他们到凤凰山铁矿劳动，我和学生们同住在大礼堂里的地板上。深秋的南京天气已经很凉了，晚上我和一位叫杨镇坤的小同学钻一个被窝。这位同学几年前从南京钢铁厂某处长的岗位退休，最近还常见面。每当见面时大家总会想起那一幕。那些天里，运矿石的火车一到，不管半夜什么时候，都要从睡梦中立即起床，投入战斗。把沉重的铁矿石从火车皮中装上箩筐踏着摇晃的跳板抬到指定的地点。虽然很苦很累，但大家没有怨言。我想，当时的人谁都不会忘记那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期”的劳动情景。
后来，学校内也搞大炼钢铁，在校园里支起了两座小炼铁炉。好笑的是把能回炉炼铁的诸如学校铁门之类的都拿去炼，甚至把我们房间里几个人合买的用于取暖的炭盆也拿去回炉了。当时还要我带着同一年级的制图11班同学土法炼焦炭。在学校教职工食堂边的空地上堆起三座“炼焦炉”。让煤烧着而又不充分燃烧，日夜冒烟。最后成为焦炭，欢欢喜喜送高炉。这种焦炭的品质不知如何。我还写过一首打油诗《炼焦》，刊登在当时的小报上：“窑火红/烟柱高/人多势众力无穷/你拉我推滚子快/你抬我打屑成球/三个小时炼成焦/欢欢喜喜送高炉 焦炭滚/人心热/面红手黑汗珠滴/为了高炉放卫星/苦干多干是心愿……”
当然，那是一阵风而已，那个年代，浮夸冒进，到处放“卫星”，农村人人吃食堂，吃饭不要钱，似乎共产主义早来到了。实则劳民伤财，不久就开始暴露出许多问题了。加上自然灾害，苏联专家撤退，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1959年6月份，59届大地22班学生毕业，我负责他们的毕业鉴定、毕业分配工作。该班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班级。我手上还保留一张当年的小报，其中有他们班考试消灭了不及格的报道，篮球在全校名列前茅。记得在一次马拉松比赛中，该班有三四名同学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标准。他们多数被分配到大西北的测绘部门。不少人足迹遍及青藏云贵高原和边疆雪山，为祖国的测绘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现在回到南京的就有两位，其中一位就是班长杨位信，他是从大西北地震队调回南京的。另一位陈同禄是从新疆地质队退休后回南京的，近年来我们常相聚叙旧，师生、同学情谊甚笃。其他不少人永远安家在北国天涯了。例如在青岛的张君元，他毕业前就入了党，后来在海洋勘测方面有所创造。在黑龙江的程顺大曾寄过一张在苏丹作业时的照片给我。还有，在成都的张寿崙等，都有音讯。
送走这个班级后，我接着带领地形测量一年级03班到南郊青龙山生产实习，测绘1：5000地形图。我和邵诚、眭金文等老师分头带部分学生。我和十多个学生住在深山大峽谷中一个叫佘村的小村庄里，靠近有名的大连山劳改场。这年南京的夏天奇热，气温曾高达42度。一天，经纬仪观测中我亲眼见一位同学中暑倒在了打标尺的山沟里。由于学生是一年级，还没有学多少测图技术，要手把手地教他们，测图进度很慢。后来由于天气太热，生产任务很紧，学生说：还是老师你亲自测吧，我们怕完不成任务了。结果我还真的亲自测了一小块图。在烈日下，虽然有测伞遮阳，汗珠还是沿着手臂流到铅笔落到图板上。
这时，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住地离测区较远，要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有一天收工较晚，大家拖着疲惫的步伐往回走，回到住地，天色已黑下来。清点人数，却少了一位叫丁大国的同学。山区里是有野兽出没的，我亲眼见到过狼，它远远地望着我们。这时，我作为带队老师，心急如焚。随即和同学们商量如何是好。他是否在山里迷了路呢？最后决定沿路进山寻找。大家带着脸盆和手电筒，一路敲脸盆一路高喊：“乓乓！丁大国！”直折腾到后半夜，仍无结果。大家只好回来睡觉，等待天明。可以说“今夜无人入睡”。没料到第二天一早，丁大国慢悠悠地回来了。才知道，昨晚回来时他没有跟上队伍。见天色已黑，不敢走了，正好见到一户看山的人家，他便在那里借宿。他不知道大家为他多么担心。至今，回忆起来，那“乓乓！丁大国！”的呼喊声仍在耳边回响。
这次的任务直到8月下旬才结束。按今天来说早已放暑假了。那正是南京最热的时期。我睡在一间人不能直立的小阁楼里，在地上铺上草席，白天烈日把瓦顶晒得滚烫，深夜无法入睡，但也不能不睡，只好什么也不顾了，钻进蚊帐里，一条湿毛巾放在身边，虽然全身和草席都湿透也不管，擦一下继续迷糊地睡去。有的同学则干脆不睡，在大门外聊天。睡不好，吃也不好。这一年粮食供应已很紧张了，开始“瓜菜代”的时期。我们经常吃的是“面疙瘩”，即和好的面粉用手一块块地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煮熟，也没有多少蔬菜和油水，是最偷懒最简单的伙食了。
实习结束时，按通常的习惯，把平时每天特意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用来会餐。这一餐不定量，放开吃。因此，饭前，邵诚老师要我作一个“动员”，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吃得过量。炊事员李长山是善于做面食点心的，除了平时不可能有的菜肴外，还做了几样点心。在当时也算是丰盛的了。但是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竟然真有几位同学挣坏了肚子。因为平时的伙食不怎么样，这一餐突然暴饮暴食而得病，又吐又拉，成了大家日后的笑柄。
1959年暑假后，新学年开始了。我又接过大地27班的班主任和大地测量教学任务。因为有了一年级和他们的接触，对他们已不陌生了。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直到1961年毕业。两年多时间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实习、劳动，他们的足迹踏遍棲霞山尧化门沧波门等我校的实习和劳动基地。他们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六好红旗”称号，在毕业合影上，四位女同学在前排各执一面锦旗，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这个时期是我担任工作最重的时期，每周要上十多小时的新课，备课任务很重。外加班主任工作，时常要深入到教室和宿舍，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1960年“五四”，我被评为学校的优秀团员。
1961年7月底8月初，我负责该班同学的毕业鉴定、毕业分配。他们同样被分配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毕业时几乎每位同学都送给我一张小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三十年后，即1991年6月，该班以及同时毕业的28班在江苏附近的校友们共三十多人返校欢聚，纪念他们毕业30周年。他们送给我的礼品至今仍摆放在房间里。见物思人，我常常想念他们。值得欣慰的是，在新疆、广州、南京和上海等地还时常可以见到其中一些同学的身影。该班在南京共有七位同学，我在广州打工的那几年，每次返回南京，总要把他们召在一起聚聚。岁月冲不掉师生、同学的情谊。
61年春节，我回广州探亲。那情景在本网页的《一封四十年前的信》中已有记述。暑假后，我又担任62届即大地29班的班主任，并教授天文测量课程。教课之余，我们还要编写教材。在这之前，大地测量学所用的教材都是自编自印的讲义。我们从1959年起便逐步积累资料编写教材，争取正式出版。潘郁、张宗文、王文中和我分工负责，还要亲自绘制大量的插图。因此，经常夜以继日地备课和爬格子。后期，高昌洪老师支援越南后回国，是我们的教研组长。经过几年的努力，以他为主编的《大地测量学》终于在1962年正式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校测绘专业第一本国家正式公开出版的中专教材。没想到在全国测绘类学校中十分畅销。这是我们大家署名编著的第一本书籍。我们也得到一份在当时来说不算少的稿费。在稿费的分配上大家都表现出很高的风格，我们这些转业军人没有辜负党的教育，记得，我和其他三位老师每人还从中拿出60元（相当一个月的工资），请潘如玉老师装了四部电子管收音机，那么笨重的收音机一直用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让位于半导体。
这时国家经济面临全面紧缩。同时随着全国大地控制网的逐步建成，大地测量人员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了。因此我校大地测量专业从最初每年6、7个班逐步减少，62届只剩一个班级了。当年，不少学校停办，不少工人职员下放农村务农。而我校这一届学生也“生不逢时”，于1962年6月即宣告提前毕业，但暂不分配工作。农村来的学生回乡，城市来的学生统一到苏北东辛农场劳动。直至两年后，1964年4月，国家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才把学生召回分配工作。
那几年里，学生按专业组成连队，大地测量四个班级，三年级的27、28、二年级的29和一年级的30班组成一个连队。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我爱打篮球、乒乓球，曾是校队队员。我爱玩乐器，在学校的乐队中拉过小提琴、二胡，弹过秦琴，吹过小号。我帮学生排过不少节目。在大礼堂指挥过近两百人的大合唱和测绘科教工的大合唱。对于一个单身的青年教师，我的整个生活和学生融合在一起，除了教学，还常常和他们打球唱歌跳舞。
学校的运动会、歌咏比赛常常是以连队为单位的。我和劳永乐、王文中、张宗文等老师参与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活动，演过不少节目。他们体育运动的成绩也很突出，女子4*100米接力的纪录后来一直没有被打破。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逛新城》（张国维顾金明主演，我和劳参加伴奏，该节目后来还被选到市里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歌剧《八月桂花遍地开》、大合唱《祖国颂》等。最让人难忘的是1963年为纪念“12.9”学生运动28周年，我们和30班同学共同演出的话剧《火烧趙家楼》，我在该剧中先扮演美国佬，在地上铺开的中国大地图上和各个帝国争夺瓜分中国。后面又扮演卖国贼曹汝霖。张、劳等老师都分别扮演了角色。潘慧芳、赵金秀、张国维等也参加演出，反响不错。这一场话剧的规模在我校历史上也不多见。同时，除了我们的乐队演出外，我还在大礼堂演出过小号独奏《刘三姐》。这些，在当时各方面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的环境下，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精神欢乐。由此，学生对母校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62年大地29班学生回乡务农后，我又担任30班的天文测量课，班主任是张宗文老师。原先担任该课的是一位老教师，学生普遍反映听不慬。后来换了我去，则没听有人说听不慬了。这似乎有点自我吹嘘。其实，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真正没有多少反映听不慬我的课的。这一点同学们可以作证，同事们可以作证。天文测量是一门很抽象的学问，牵涉到天球和天体运行的概念，讲得不得法学生就很难慬。
大地30班是我校大地测量专业的最后一届学生，他们成绩优秀，十分活跃。由于暂时难以分配，他们由3年制改为4年制，于1964年才毕业。
1963年下半年，我带领该班部分同学到南京郊区青龙山、孔山一带造标和水准测量实习。这个组大约8位同学，还记得有两位女同学潘慧芳、吕瑞云，男同学有王子伟、方志远、王松涛、许爱民、陈培钧和羊鸿远等。我们的住地多次转移，一次住在疯人院附近，看着疯子们胡言乱语手舞足蹈。一次住在杨梅塘劳教所附近，目睹犯人们怎样被监督劳动，没有自由。我相信以上同学对此至今不忘。
这一年的10月13日是我的27岁生日。这一天下午，就是上面提到的两位女同学潘慧芳、吕瑞云从丹凤街的一家饭店买来一碗寿面，用一个茶缸装着，恭恭敬敬端到我的房间里来，算是为我“祝寿”。那时是不兴什么蛋糕的。原来很巧，潘的生日和我是同月同日。在人生有限的几十个生日中，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生日祝福，那天的情景我永生不忘。从此，每当生日的这一天，我和她都会想到对方，互致问候和祝愿。现在潘在苏州，吕在天津，都已退休了。但岁月没有冲掉我们的情谊。今年（2003）的生日，适逢我和潘慧芳都在南京，她特地到我家来共同度过了我们的生日，这也是人间少有的事吧。
1964年春节前，为了准备这个班级的毕业实习，我和测绘科曹主任到苏州望亭镇布置基线网进行选点。2月1日这一天，我们2人早上8点出发，每人肩扛一根7、8米长竹竿，分别到两个相隔几公里的点上，检验是否互相通视。后来我们会合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一天我们步行了几十公里，没吃没喝，饥寒交迫，精疲力尽。好容易找到一户农家，请他为我们煮饭。主人对我们很是客气。当时，年关将至，家家户户开始储备年货。随手就端上几样菜肴。香喷喷热腾腾的新米饭刚端上来，我们就狼呑虎嚥了。
测绘事业是艰苦的事业，强者的事业。我们常常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路，无人涉足的地方我们要上。
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在一个山头上观测，忽然发现山路上有人缓慢地向我们靠近。渐渐看到是一位老太，手里拿着瓦罐装满开水向我们走来。原来她看我们如此辛苦，特地给我们送水来了。我和同学们非常感动。测绘工作者是建设的先锋，他们在绘制建设的蓝图，也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的。
春节过后不久，我又一次奔赴苏州，继续准备这最后一届大地专业学生的实习。这一次是和王文中同志同往。3月初，残冬雨雪中的苏州，桃花正开。我们开始浇灌标石、加工标材，继续选点，寻找已有的地面测量点位。有一天，为了寻找水准点，我单独沿着京杭大运河岸，从望亭步行到浒墅关。这一路在铁路线上是一站之遥。传说这运河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所经过的。到了浒墅关，皇帝脱口而出，把“浒”读成“许”音，此后，这个地名就叫浒（音许）墅关了。
正在我们即将完成苏州实习准备工作的时候，学校领导传话要我返校。原来是选派我参加市委农村四清工作队，到市郊搞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班于1964年7月毕业，比他们的上一届两年前毕业的29班同学分配时间仅迟两个多月。他们毕业时，我正在农村搞运动，没能给他们送行。
自此，我在农村进行了两年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1966年回校又经历“文革”动乱的年代。实际上所有老师都中断了教学生涯，对我来说，课堂教学一别几乎长达十年之久。
这里应该简要说一下我的恋爱、结婚和儿子的出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
1961年大地27班同学毕业。之前，在我接触过的学生中不乏窈窕婌女，也有频频向我靠拢亲近者，这自不必多说。但那时，我们绝不像现在的年青人开放浪漫。时代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们还一门心思放在学习和工作上。除了紧张的教学备课之外，还在学俄语、学教育学、学心理学等课程。加上我们喜爱文学，读小说，练习小提琴等，业余时间的活动很充实。
但是，记不清哪一个晚上，我们同房间的三个人躺在床上突然讲到了这一话题，大家似乎突然情竇初开，觉得青春正旺，男大当婚，是谈恋爱的时候了。那时王已有了女朋友，我和劳则没有。我们还请他的女朋友注意给我们物色对象呢。记得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潘郁同志也关心过问我们的事。自那以后，我也在寻找目标。好比瓜落蒂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4月经张峙英老师的牵线，就有了我和荷英今天历经了40年的婚姻。按西方的说法叫做红宝石婚了。你不得不相信世上有缘份。
夫人荷英是以上所说的我校1962年毕业生，当年没有分配工作，只好回家种菜（家是常州郊区的菜农）。我们于1963年1月结婚。那个年代婚礼十分简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样家具。床是校长用过的席梦思，住房就是我们四个小广东原先住的大房间。在一张奖状大小的结婚证后面批给我们几斤糖果和布票。几位女同事帮着买布套被子，剪喜字。但是也办得很热闹。在张宗文、邵诚老师的策划和主持下，像贾宝玉结婚一样，新娘用红盖头遮起来，由我牵入洞房。我们双方的父母亲人都没有在场，却有六七十位领导和同事前来助兴。当时的牟校长、成书记他们都来贺喜。我记得最后送走的是钮绳武老师。当夜深曲终人散后，我们才想到晚饭都没有吃。还是新娘子想得周到，留有几个鸡蛋充饥。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婚后不久她又回到了常州，当年12月9日儿子出生。那正是他的爸爸为纪念“12.9”而演出《火烧赵家楼》后不久。儿子取名赞宁，是虎踞龙盘今胜昔，赞美南京之意。直至1964年，荷英那一届学生才分配工作，但遗憾的是，那年却没有分配江苏的计划，只好把她分配到最近的浙江地质测绘队，算是领导照顾了。她放下未满周岁的儿子，坚持在野外作业，十年中足迹踏遍浙江的山山水水。中间正是文革时期，我们成了牛郞织女。
至于那十年的情况，且看下篇：《动乱年代》。
教坛四十年（之三） 动乱年代
本篇主要回顾1964年后至1973年学校重新招生的阶段。这是个动乱的年代，头两年我被指派参加市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大部分时间在市郊农村度过。1966年8月后返校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
1964年4月17日在市委大礼堂开了一天会，市委贾书记刘市长对四清工作作了动员报告，市郊区委书记作了具体部署，下午分组讨论。通过学习，大体认识到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要求我们作好下乡的长期打算。4月20日我们正式出发，在南京郊区开始了两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和语文老师孙克华被分配负责市西南郊的大胜关公社西扣大队。在这里工作直到1965年春节。我们和社员同劳动，主要是挑河泥，栽秧、拔蒜苗等。我们在附近的公安农场搭伙。那年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有点草木皆兵的感觉。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夜里出来访贫问苦，摸底排队。我和孙老师住在堤埂边上一户贫农的家，两人睡一张大床。夜里蚊子钻进帐子，没有电灯，两个人用电筒照着打蚊子，有时一个多钟头都赶不干净，很是无奈。孙喜欢喝酒，几块饼干就能下酒。饭后睡前都要抽烟。5月13日这天，发生一宗火灾，眼睁睁看着三户农户的房子烧个精光，我们和上百人扑救都无济于事。火灾后我们的房子让给了灾民，我们则搬到了公社的社房，外面是晒场。后来工作组自己开伙做饭，我负责筹备工作，要赶到几里外的板桥镇购买柴米油盐。此时，正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从6月下旬开始，我们就投入了这一工作中。挨家挨户核对人口，然后统计汇总，直到7月底才告结束。进村三个多月来，除了人口普查以外似乎并没有做多少事。
8月初突然接到市里通知，工作团全体要进行所谓整训。8月3日全体队员数百人集中在海运学校。没想到一整就整到12月初。可能是中央对农村的政策决策未下达，这期间，听市长、书记的报告，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的“七评”“八评”“九评”等文章。学习阶级分析，查三代，甚至在我们队员中划分阶级，逐个过关。弄得人人自危。现在看来莫明其妙，可笑之极。到了7月底，队员又重新组合，重新分配工作地点。
经过整训后，我们的思想被“武装”起来了，对农村的“敌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被分配到雨花区石婆庙公社，被任命为工作组的副组长，负责一个大队几个生产队的社教工作，手下大约有五六名队员。我进驻的是路子铺生产队。
12月5日，我第一次到了路子铺一队。现在南京市区扩大，路子铺已属市区了。当时那里是菜地，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菜农。我们的分团长是粮食局的局长，队长是物资局局长的爱人。而我则具体负责路子铺一队二 队两个队的工作。这时工作团有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强调要住、吃在最穷的贫雇农家里，不能吃农民的荤菜（当时是很少有荤菜吃的，而且城里都是要票定量供应的，而农民连票都没有）。平时和社员同劳动：锄地浇水，到城里的厕所拖粪。这时我学会了在跳板上如何用扁担把粪桶一甩，打上大约110斤重的塘水挑到菜地上淋菜。当时两个队都十分贫穷落后，整个队几十户人家一年的总收入不足万元。住的是草房，吃的是黄叶菜边子。种菜的没有菜吃。一个多月没吃荤菜。肚里没油水，时常饥肠难熬。有一天我和同住的动力学校的老王工作到深夜，找到房东的米缸，用手抓了两把米煮了白粥吃。米没有洗，一点菜都没有就吃了。还有一天夜里，我走了几里路到了城里中华门买了二两熟猪头肉，放在裤袋里，沿着铁路边走边掏着吃，走到住地就吃光了。锄地的时候，六七个人排成一列向前走，一边翻地一边聊天，你等我我等你，根本没有效率可言。我这个书生总是跟不上，要旁边的社员帮忙，锄到我这边来。如果任务包干到人，老早就完成了。
有两件事令我很难忘：一件是，生产队长的老婆生第四个孩子，由他申请经我批准给她补助了十元钱。他拿了这十元钱买了草纸、红糖和猪大肠。快满月子时，有一天我看见她在田埂上边走边吃着油条，后面则跟着三个饥饿的孩子瞪着大眼睛望着他们的母亲，但却一口都吃不上。那情景实在叫人心酸。
另一件最令我难忘的是，这两个队的社员有一天为了一个埋在两队边界上的小小粪缸而集体械斗。当时场面几乎难以控制，双方社员甚至用钉耙锄头对打，随时有打伤或打死人的危险。所有人都在气头上，要平息这样的争斗是很困难的。我急中生智，想到擒贼先擒王，当即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队队长黎合海抱住，硬把他拉到了乡政府。开始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容易把冲动异常的队长拉走。在路上给予劝说，他渐渐冷静下来了。我回过头来向山坡上一看，后面打架的场面竟然也奇迹般地逐渐平息下来。到了乡政府，乡长给黎倒一杯水，又好言相劝。后来两队干部坐下来协调，边界争端粪缸过界问题就解决了。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解决尖锐矛盾最成功的一次。这也许是学习《矛盾论》的结果。矛盾的双方必有一方是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1965年春节前后，学校放寒假了，而我们工作团却突然宣布不放假，要留守公社。这对于我来说十分残酷。一家人本来就三地分居，荷英在浙江，儿子在常州，我们已经将近一年未见面了，一年一度的相会都难以做到。但我还是做好了服从组织的准备，仍然一心一意地做好应做的工作。幸而到了腊月26日突然还是宣布放假6天。于是我当晚9点多钟赶到了常州的家，把已经入睡的家人吵醒，给了他们一个惊喜。荷英已于前几天回到家，欣喜之情自不必说。
1965年2月4日，年初三，我就回到学校。下午就到南京工学院（现在我校所并入的东南大学）文昌桥宿舍报到，进行又一次集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二十三条》。经过一个星期学习，于2月10日再次回到路子铺。直到4月26日社会主义教育告一段落。
5月份经过总结交流等一系列活动，调整组织。经评比，大家选我为“四好队员”，给我发了奖，记不清是哪“四好”了。再一次进驻公社时，我换到双桥大队仍任副组长。6月5日晚上，工作队员在五台山游泳池测验，选拔横渡长江的队员，我游了300米。但后来活动被取消。6月16日才出发到新的队，7月学校老师放假了，我又没有能享受到这待遇。直至年底都是在这样的学习、农村工作中度过的。
1966年又一年春节到了，1月15日放假，我回常州度过，至1月24日返回南京。次日便又一次在海运学校集训五天。然后回到生产队里。这次经过3、4、5月的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直到6月15日才告一段落。实际上主要是抓了干部队伍建设，发动社员搞好生产。只能说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即将开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经发出。1966年6月21日全体队员在江苏饭店又一次集中学习。
就在最后这次江苏饭店的整训中，我在某会上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独到而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见解。其基本思想是“不管谁的话，正确的就执行，不正确的就不应该执行。”按照后来的讲法，提高一步，其实就是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思，并非哪个领导的话都是正确的。没想到小组的这类发言被汇报到了分团部，分团部又汇报到了市团部。我的话竟然得罪了领导。张启龙副市长于8月17日在某会上作出指示““陈贤杰可以批判，在会上有意无意地作了挑拨性的发言，说正确的我执行，错误的不执行，是无政府主义。”8月21日要我在小组会上作检查。得到副市长的亲自指示，本人不胜荣幸之至！但我坚持我的说法不错，与批判我的人据理力争。戏剧性的是，不久，全国到处兴起红卫兵运动，开始了“炮打司令部”，要批判我的张启龙市长自己也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后来，以社教工作分团的名义给我发了“平反通告”。通告说：“在1966年6月至9月，工作团内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分团党委在旧市团领导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忠实积极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革命群众，对敢于向领导上批评和提意见的革命同志陈贤杰，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围攻，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派，以掩护旧市团、分团领导自己过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向陈贤杰同志低头认罪，公开宣布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表示赔礼道歉。……”这份平反通告我一直保存着，看着里面的词句我都会从心里发笑，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是，再深入一想，如果不是张启龙倒霉在先，我的遭遇又会怎样？！
文革时期
江苏饭店的集训在文革的浪潮下很快结束了，接着工作团也宣布解散。1966年8月27日，我正式离开了工作团回到学校，参与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零四个月的农村工作。此时学校也已经停课闹革命，到处贴满大字报，开始了动乱的年月。
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评论已经太多了，回首这段往事只能令人痛心。从1966年下半年起到1973年学校恢复招生，历经八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整整十年。那些年月里，我们老师都成了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的是英雄，学校不要考试，上课可以睡觉。我校有不少班主任老师和学生指导员被拉去戴高帽游街。革命群众分成两派，无休止地争斗。
时代在前进。大家都往前看。现在完全没必要再去论当时观点的正确与否了。但是历史也是不应遗忘的。在写这篇回忆录时，仍有不少情景浮现在眼前。
开始阶段是红卫兵大串连。我们也不甘寂寞，相约了一批师生中的转业军人串连到了首都北京，正好在北京度过了我的三十岁生日。我的三十至四十的黄金年华就在动乱年月中虚度。那时，国家和党的政治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刘少奇等一批老一代领导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们都还在台上。过了我的生日5天之后，即 10月18日下午1时多，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驱车天安门前东长安街接见红卫兵。这好像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当时我就在那些狂热欢呼的人群中。在那种氛围之下，心情也是异常激动的。在北京期间我们参观了北大、清华等，也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军委测绘学院，看望了当年的老师和老同学。有一天，在地质部的院子里，看着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当时还是部长的何长工，这位井冈山会师的有功之臣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我们心中很是纳闷。
11月，我们部分老师又串连到上海。在上海参观了同济、复旦、师范等大学。看了许多大字报。中间我抽空从上海乘棚车站了几个钟头到了杭州。当时荷英正在省地质局复照室出差。大约三天后我又回到上海。就是这一次，孕育了我们的女儿。所以说，她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次年的9月4日女儿降生，取名逸秋。其实并不安逸，相反，倒是多事之秋。
12月9日，也许是我校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经过几天的酝酿，观点相同的十多位老师公推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原来，在我返校前，地质部派了工作队到学校，开展什么运动，把学校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潘郁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整理了材料上报市委。而据我们的看法，这完全是错误路线的产物，是某些人转移视线的阴谋。凭我们多年一起工作对潘的了解，即使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绝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学校的问题推到潘的头上很不公平。因此，在我起草的大字报中，我作了明确的阐述，与某些人完全唱了反调——题目是《坚决为潘郁同志平反》。我也预见到大字报出来后会有强烈的反响。可惜这张大字报没有留存下底稿。记得当时写道：一定会有人给我们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南京的盛锡福（一家有名的老牌帽子店）有的是帽子，随便你们扣吧！但是事实和历史终将证明我们是对的。
12月10日一早，果然大字报前挤满了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自此以后，学校师生就以同意或反对为潘平反而分成了两派。后来所有大字报就围绕这一题材进行辩论，两派观点日益对立。文斗升级为武斗。我好像闯了大祸，罪过不小。但其实没有我们的这张大字报也照样会分成两派的，这张大字报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1967年2月12日，也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休息，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不由分说把我“请”到了地质馆二楼的一个实验室里。看到的情景令我为之一惊：讲台前钮绳武老师站着被糊乱剪去了部分头发，一群学生正在围着斗他，我到来后也令我站在他边上。我心想，这下不好了，这时的学生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这是群众运动啊，必须理解。但是，他们对我并没有过激的行动，他们其实并不认识我，只是受了我的对立面的教师的挑动而已。更没有动我毫发。我只是陪斗而已，意在吓唬我。原来，不知什么别有用心的人造出了一个所谓“红旗军”事件，说我们这些转业军人组成一个所谓“红旗军”组织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在文革中我回校后唯一一次受到的直接冲击。钮老师后来干脆剃了个光头，还作诗一首以自嘲，诗云：”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烦恼已随头发去，顽固脑袋光溜溜。”
6月26日，两派斗争到了白热化，我们一派部分人员占据了制图楼，构筑了工事。对方竟然强行攻打。这是我校文革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那天，荷英正好出差在宁，当时身怀女儿，也正在现场观战。我则和于龙江同学（现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可以说是现我校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即步行几个小时到了江心洲林云福同学的家，在那个长江中的小岛上度过了好多天。我们曾睡在停泊在江边上的一艘小船上，也曾在长江逆流中击水，胜似闲庭信步。而荷英则转移到地质局招待所住宿。
这时，我们已经无所事事了，就回到常州。本来我在常州等待着女儿的出生，但预产期过了十多天，女儿迟迟没有降生。而此时邵诚老师专程到常州请我出来“指挥斗争”。我经不住他们的劝说，告别即将临产的荷英，回到了南京。9月4日女儿出生时，我不在她的身边。这一点，直到现在提起来，荷英都不会原谅我，也是我深感内疚的。这是“革命”冲昏了头脑，现在看来很没有意义。
这段时间里，我写过不少的大字报，想以理服人，有些是十分尖锐的，很让对立面的人害怕。所以大字报一经贴出，就被立即撕掉。如果把那些大字报保存到今天，我想不乏好文章。而对方什么样的大字报都有，我们是不会去撕的。更好笑的是，有一天，甚至在学校大门口的墙上贴出“打倒保皇派坏头头陈贤杰”的大字报。正好荷英的单位有人出差在宁看到了，我早期的学生也看到了，传到了浙江她的单位。说来也巧，我三岁的儿子赞宁在她的单位和一群小孩子玩时，不知怎么竟喊了一句“打倒╳╳╳”的反动口号。这可闯了大祸了。和我这条标语联系起来，她们那里的对立面抓住这点对荷英大做文章。幸好荷英也不是好惹的，不卖他们的帐。他们问我们的儿子：谁教你喊这口号？我儿子说：就是你！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再问下去了。三岁的孩子，懂得什么？那时“打倒”之声满天飞。
为潘郁平反的大字报非但没有给潘平反，反而给他遭受到更大的迫害。所谓逆反心里吧。你要保他吗，我偏要抓住他不放，斗得他死去活来。甚至后来还有人更扩大化，宣扬学校有一个所谓“王家天下”，(当时王亮为副校长,说以他为首包括潘和我们一批人是“家天下”）。幸亏潘比较坚强地挺过来了，终于还是平反了（后调出到人民中学当副校长）。一个迟到的平反！也许我们提得太早不合时宜。在打倒一切的时期，你敢为干部平反？！邓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什么时候才彻底平反的呢？如果邓不是那么坚毅地挺过来，中国的历史也许要改写。
9月，在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两派群众逐步走向大联合。之前我和部分学生曾在大桥电厂等地居住，以免回校惹出麻烦。9月20日，我和刘德山同学（现在苏州）回到南工，睡在五四楼的一间空房里。天气转凉，我还特地回到宿舍取来被子，两人钻一个被窝，睡在地板上。9月22日学校有了大联合的气氛，我们才回到学校。
30多年过去了，我不敢说，对于那段历史仍心怀芥蒂的人已绝迹，但恐怕也极少了吧。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和曾经对立的同志又成了同事，有的甚至成了好朋友，有时，大家聚在一起，品茶喝酒，谈起那段往事，都会欷噓不已。在那动乱的年代，其实，我们都成了政治路线的牺牲品，无所谓谁对谁错，大家期盼的，则是国家安定，人民团结，千万不要再提什么路线斗争，千万不要再搞什么政治运动，千万不要再出现那种领导整群众，群众批领导，群众斗群众的可怕又可悲的局面！
1967年12月，我的妹妹借着大串连的机会，在全国大动乱的时期到南京看我。这时她的二哥正无家可归。我们几位铁杆老师暂时寄居在校外蔡炳文同志（当时的团委书记，后来的副校长）的家，在他家成立了一个伙食团。那时候蔡的女儿五岁，儿子也很小。没想到。他的这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儿媳妇，我们成了亲家。芳妹来后，我给她安排在军事学院里住的许怡如老师家居住。在武斗异常激烈的时候，她只身从南京到了常州二嫂的家。那时在常州街上一路可以听到武斗的枪声。她的突然到来吓坏了常州的亲戚。
后面的日子就是军宣队、工宣队进校， 1968年后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63级和64级学生先后分配工作。
这年的8月，积极参与这场革命的妹妹到了上海，送别到北大荒军垦兵团的男朋友，接着就又一次来到南京，住在刘学张敏智老师的家里。后来由南京经苏州到了浙江省长兴县看望二嫂和侄儿侄女。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我们家庭的社会和海外关系，文化革命自然革到了我们的家和父亲。关于这点请看本网站有关父亲的内容。这时的妹妹，由于这场革命革到了自己的父母，感到十分迷惘，而我因为远离家庭，受的影响要小一点，但那几年都不宜回家。
1969年学校只剩下最后一届（65级）学生了。他们本应在1968年毕业，但1965年入学后便开始了文革，只学了一年的基础课。这时，我被任命为测绘10班的班主任。给他们补上一点专业课并带领他们在栖霞山实习场参加劳动和实习。当时是备战备荒的年月，强调军事训练，我们背着行李行军20多公里，到达实习场。就是这一次业务学习，给了他们发展的基础。现任上海梅山铁矿党委书记的刘凤银同志曾当过该班的班长。2003年11月，在我起草本文的前后，邀请我和该班5位同学到矿上小聚。回忆起这次实习时，他说这次短暂的实习对他后来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可能没有他的今天。
1969年国家大事中莫过于中共九大的召开，确立了“副统帅”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再则是大批人员所谓战备疏散下放农村。我校有几十位老师下放苏北农村，有的举家下乡，有的单身一人。我们都作好了下放的准备。另一批教师则调到普通中学，学校只剩下几十位老师，连续多年没有招生，面临解散的样子。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先后下乡（农场），弟弟到了湛江的一个农场，妹妹则下到海南岛。
1970年1月我校最后的一届学生也毕业分配了。我送走了朝夕与共一段时间的测绘10班52位同学，他们多数分到江苏本省，现在仍有不少活跃在各个重要的岗位上，有县政协主席、党委书记、大公司董事长等。
那年的春节，我才第一次和妻子携儿带女回家见父母，经过了一场酷劫，父母看到远方归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不知有多高兴！这时大哥也已从云南回来了。遗憾的是我的弟妹却远在湛江和海南，致使始终未能有机会全家团聚。那年的食品供应仍很紧张，我从常州带回一个整猪腿肉，有一二十斤重，用一个四川竹背箩背着。一路上显得很特殊。因是冬天，到了广州虽然温暖，还不会发臭。现在还有人这样做的话，那定是傻瓜！
自此，学校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教师干什么呢？下放的下放，调走的调走。剩下的“深挖洞广积粮”。在学校不少地方包括楼房下方地基都挖防空洞。我因搬城砖不慎从梯子上摔下，城砖把左手小指上节骨压断。一个多月后骨头仍未能长好，为此还住到鼓楼医院，准备开刀接骨，还说要把我的其他部位的骨头削一片出来，贴在边上再用钢针把断的两端穿起来。幸好住了几天院后，医院的权威外科医生陈祖荫（当时他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靠边）亲自带我去X光透视，一看说长起来了，虽然歪了，但因是小指，妨碍不大，不要手术了。所以现在左小指还是歪的，拉琴有点不灵活了。那时，儿子已在身边快上学，荷英仍在浙江，多亏了张宗文老师帮助照顾了几天孩子。
学校办了一个提炼砷化镓半导体的校办工厂。游泳池也对外开放，到了冬天，在游泳池里养鱼。这我都亲身经历过了。
1970年和1971年两年夏天，我都担任游泳池的救生员和管理工作，晚上经常睡在游泳池边上的值班室。开放的时候有时由我做广播员，一句毛主席语录“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经常挂在嘴边。1971年夏天选拔部分教师义务献血，经过身体检查，我被光荣地选中。也许由于献了200CC血后身体多少受了点影响，竟然接着得了一般小孩才会得的腮腺炎。正发高烧在家休息时，游泳池的工作人员李宝珍急急地跑来找我。说有一个小孩溺水，叫我赶快去施救。原来，在我生病后，临时代替我做救生员的另一位老师并不熟悉救生技术，刚发现小孩溺水时连小孩都捞不上来。当我带病赶到游泳池时，只见一个穿红泳裤的小男孩躺在池边，已有人对他施行人工呼吸了，校医也已到场。但是由于时间太久，已回天乏力。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就这样不幸早逝了。大家都说要是我不生病，这个小孩也许不会溺死。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应该是40多岁的人了。我只能感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两年救生员工作中，我捞救过不少的小孩，其中一个是经我十多分钟的人工呼吸才救醒的。
因为没有学生，没有教学任务，相对比较空闲。这时，我学会了用缝纫机缝制衣服，自己制作沙发，自己打制家具。学了一本缝纫衣服的书，衬衣、中山装、裤子都做过。那时的衣服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裤子的屁股部位可以补上两个厚厚的环靶。缝纫机的用处可大了，直到去年我的房子重新装修后，以28元的价格才把它卖掉。还学了一本《木工》的书。斧、凿、锯三大件的使用方法我都基本会了，打造了两张土沙发，连油漆和贴装饰板都是自己动手。不过本事比不上我的大哥和庆弟，他们的木工手艺是拜了师傅的。
1971年，我的父母亲也被疏散下放回乡，并且最后就地退休，父母亲在广州居住和工作了几十年最后竟无立锥之地。这是多么不公平啊！但也可以说是落叶归根吧。
这一年的9月13日，“副统帅”林彪摔死蒙古温都尔汗，我国的政坛发生了一次不小的震动。
1972年下半年，我被调到提炼砷化镓单晶的校办工厂，这里集中了学校不少的老师，其中有对化学有高深造诣的地质老师徐邦梁教授。砷化镓单晶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材料，据说我们提炼的产品被用到了我国发射的卫星上。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分三班倒，从器皿和原料的洗涤配制，到加温3000多度，到缓慢降温结成单晶体，整个操作流程要求非常严格，常常会失败，拉出来的不是单晶而是多晶或花晶体。这时，我初步涉足了钳工和车工手艺，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车工、钳工的书加以学习，无师自通。利用学校的一台旧车床和钻床，我设计并装配了两台单晶炉上用的变速器，把马达的高转速通过齿轮和螺纹杆变成了我们所需的慢转速度。不知道锯断了多少钢条，6╳6厘米的角钢都是我和隋永志老师一段段锯下来才装配成炉架的，连工宣队里的钳工师傅都不得不佩服我们的本领。那时，每隔几天，我们就要上一次夜班，夜里一二点钟时用电炉煮一碗从食堂打来的肉丝面吃，吃完就差不多下班了。
11月20日，我和陈家庆同志到上海参加全国半导体材料的一个交流研讨会。会议在著名的锦江饭店举行。会上听取了著名半导体专家黄昆教授和王兰英教授的报告。黄昆教授和王选教授今年获得了500万元的科技大奖。很巧，1988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印刷科技革命的会议时，在地质部也听过王选的报告。
锦江饭店的北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当时，我们住在南楼，对面是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为首的代表团的住地。我们看到他们的车队进出和人员购物活动。但是巴卢库此次一回国便被霍查以叛国罪抓起来，不久就被枪毙了。当时很感震惊，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1973年元旦，我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阳江新洲看望父母。1月12日，弟妹也从他们的军垦兵团回到家乡。这是我们家一次难得的相聚。不在广州而在故乡，我百感交集。但一家人还是缺少了大哥，他在广州。1月17日，我们起程返广州，微微细雨中，我们兄妹三人在堂弟的陪同下，从新洲骑自行车长驱40多公里赶往阳江城。我车后面带着芳妹，庆弟则驮着一笼鸡。从阳江城转车，鸡笼挂在汽车后面，这是当年的一道风景线。我们到了广州大哥处，不久，父亲不知为什么事突然也赶出来了，但这时母亲又还在乡下。几十年来一家人从没有实现过一天的团圆！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
1月20日，我和芳妹北上，她到上海，我回南京。可能是买不到车票的原因，我们兄妹两人先到杭州，在地质局招待所住了一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游览了虎跑等景点。这是我和亲爱的妹妹最难得的一次相聚和交谈。有感于我们家人的聚少离多，心里感慨良多。1973年1月22日，我在“虎跑”前兄妹合影留念的照片上题诗以记之：
（一）面对容颜入梦思，魂飞远海去年时；湖山爱向非行乐，锦绣江山好赋诗。
（二）南来北往显风流，伏虎降龙志未酬；恶兽虽狂终可伏，全民定要狠批修。
芳妹后来有《和二哥诗一首》，写于1973年12月25日：
（一）留影细观仰首思，浮心积习有兴时；去冬今岁旅途乐，古迹行游作好诗。
（二）繁华江畔众川流，差别城乡缩未酬；私念如狼要降伏，戍边屯垦要批修。
回到学校不久，我又被临时调出到我们的上级重工业局搞全省的测量标志调查，上班的地点是在局里。当时重工业局的办公地点是在一幢国民党时期的外交部办公楼，现在属于保护的民国建筑。从测绘单位抽调出的四五个人，先在一个半地下室里整理资料和绘图，后来于4月9日至20日的12天时间里，我独自走遍了苏北的10多个县市，行程1200多公里。期间碰到了一些学生，受到有关部门和校友的热情接待。返回途中，又见到了我校下放到这些县的部分老师，如吕寿庚、方志远等。
1973年，学校开始招收文革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因为基础课老师大多已调出，语文教师只剩下教研组长黄政枢（后调南京大学，教授）一人了。不久，学校临时要我教授语文课。这实在是强我所难，赶鸭子上架。我只有跟着科班出身的黄老师学习，从汉语拼音学起。文革后连教材都没有，首先是编教材。编好后我们二人同到安徽的全椒印刷厂印刷，校对了好多天。教材中讲到错别字时，有些错字没有现成铅字，我和黄老师亲自操刀雕刻。
1973年我主要是编写教材，作开课的准备，并没有重上教坛。到了第二年，1974年7月，我到苏北招生，这是第二届工农兵学员。这批学生进校后，我就重上阔别了多年的教坛。1974年后的情况，请看下篇：教坛四十年（之四）《重返教坛》。
教坛四十年（之四） 重返教坛
本文主要叙述我1974年至1976年的经历。这三年是文革后期我重返教坛担任测绘14班班主任和从教授《语文课》到教授《控制测量》的过程，也是国家发展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三位伟人的逝世、唐山大地震、打倒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等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我自始至终跟随着测绘14班，直到把他们送上工作岗位。这个班级的每个同学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刻印在脑海里。
上文提到1973年，全国大中专校停招七年之后恢复招生，招的是所谓工农兵学员，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那时，入学不须考试，是由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推荐的，学校派出人员参加录取工作，主要是政审。当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被埋没。文革后期，学校语文教研组就只剩组长黄政枢老师一人，真是光杆司令，其他老师都已调离到普通中学或下放农村。学校临时把我抽出改教语文课，我和黄老师开始筹备开课，编写和印刷教材，故没能参加73年的招生工作。很难想像，文革后，全国中专校竟没有一本合适的语文教材。因为学员入学的程度相差很大，又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原因，课文的内容选择大伤脑筋，很难统一，只有各显神通。我们两人分工协作，但主要是黄老师执笔，完成了一本特殊的课本。内容从字词和纠正错别字讲到语法，现代文学散文记叙文应用文到古文《封建论》等都包容在内。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这本教材拿到安徽省全椒县印刷厂印刷，1974年元旦后送去排版，2月份我和黄老师在那里住了几天搞校对 ，有时我们还亲自在车间捡铅字，学到了不少铅字排版印刷的知识。印刷直到1974年3月份完成，赶上1974年入学的学生使用。
1974年4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荷英和张宗文老师的爱人王曼青从浙江调回南京，结束了我们长达十年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不久，把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的女儿逸秋领回南京了，从此一家终于团聚。她们到校不久即参加73届学生在南郊的实习辅导工作，我带着一双儿女坚守在家。儿子上小学，女儿上幼儿园。
7月中旬，又是招生季节，我被派到苏北淮阴地区招生，7月22日出发。我校在该地区招十多名学生。那时是大中专校统一组成一个工作团，记得团长是南师大的校长。招生是分组进行的，在淮阴集中学习后，我被分配到盱眙县组，大约五六个人组成，住在县委后山坡上的招待所。这里紧靠一望无际的洪泽湖，最近几年，南京盛行吃小龙虾，满城的酒家打着盱眙龙虾的招牌，把盱眙人搞富了。那时这里却是个十分穷困的地方。由于多年没有招生，大批城里上山下乡的知青和本地知青，要争一个上学的名额，实在是难得很。说是贫下中农推荐实则还要靠打通关系，外地知青就难上加难了。被推荐的人程度参差不齐，都是从动乱中过来的，有多少人好好读书呢！有一位我校上级局里的老干部的女儿就在我招生的范围内，她已是临时的民办教师了，眼见她从山区来到县里面试，住在我的隔壁。很想“开后门”把她招进来。但就是过不了推荐这一关，名单上不来，结果还是落选了。幸好第二年有机会把她招来了，现在是东南大学的副教授了。
9月，这次招生临近结束，我们都回到淮阴集中总结工作。9月20日我动身返校，正巧这一天，父母亲和庆弟从广东家乡来到南京。为了给父母亲接风，我特地赶到淮阴郊区的集市上选购了一只“肥”鸡。当时城里是要用票买的。带回来杀了才看到鸡肚里灌满了水，难怪屁股滚圆，在路上已见它不大活跃了。这种假冒伪劣缺德的事近年听得多了，其实那时我就中招了。
从此，父母亲在南京居住，这段时间他们很是宽心，住吃的条件都还可以，文革受迫害的余悸逐渐冲淡，和儿孙们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父亲每天练习书法，或在街上闲逛散步。南京对他来说是旧地重游，心中在寻找数十年前旧日的行踪。可惜没有见到他这个时期的诗作。直到1975年春节前，我们一起到常州过年，这个春节期间是两亲家唯一的一次会面，天气虽然寒冷，但大家相聚，十分愉快。没想到这也是父亲最后的一个春节。庆弟则在我处住了一个多月，于10月22日离宁经常州上海和亲戚们会面后返回广东，他有不少诗作记录了这次远游的感受（见本网站贤庆诗集）。
74年10月，我们迎接了这批文革后的第二批学生。我被任测绘14班的班主任。该班由江苏、安徽、山东、福建四省学生组成，江苏学生占了20名，而安徽学生中有好几位是上海市知青。50个人中有党员七人，他们理所当然成了班级的骨干，大多是班干部和组长。江苏学生中李国忠、孙成英、孙如霞等同学就是我这次招上来的。我招来的其他10多位江苏学生分在地质类专业中。现在近30年过去了，他们正是年富力强，正活跃在一些重要岗位上。
和这班学生一起的日子虽然只有两年多，但我和他们是朝夕与共，有着很深的师生感情，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
1975年，我先教授语文课，按我们自编的教材选讲其中的部分。为了上好课，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语文老师还借了张宗文老师女儿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从拼音字母学起。因为我们当年是不曾学过这个拼音方案的。
1975年5月到7月，同年级同专业的两班同学到郊区小岗下进行第一次测图实习。两个班级住在某单位的大院里。我和同学们几十人住一间大房间。虽然当时我上的是语文课，但还要辅导他们测图实习。和同学们早出晚归，同甘共苦，同吃住同劳动同欢乐。
10月14日，两班同学到安徽当涂进行第二次地形测图生产实习，住在当涂钟姑山矿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基本上每组一房，在矿区食堂搭伙。但住地和测区之间隔着一条不宽的小河，每天都要搭载小船摆渡过河，而每次只能搭载5、6个人。我们带着仪器脚架，坐在小船上，只见船沿和水面几乎齐平，一旦失去平衡，就有翻沉的危险，现在回忆起来还真后怕。
在食堂里，矿工们都习惯蹲在长凳上吃饭，凳子上沾满污垢。有一天，我发动同学们学雷锋做好事，把所有凳子擦洗得干干净净。但没想到一开饭，矿工们个个仍蹲在凳子上，把凳子又弄上污泥。原来他们已积习难改。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只好也站着吃饭。在矿上澡堂 洗澡不少同学染上了皮肤病，混身痒痛。由于测区较远，同学们午餐是自带的，有时在老乡家煮，几个福建同学善于在河沟里摸鱼，然后在老乡家煮吃。一次我正好碰上，也跟着美餐一顿。
这个班有七名共产党员，一天，发现有一两名党员和同学几乎通宵达旦玩扑克，这当然是犯规行为，影响第二天的作业。这天一大早，我即令全体集合“训话”。在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年代，我们这些“臭老九”，当时我还是一个党外人士，该不该管他们呢？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但是出于一个教师的责任感，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们。我没有点名，只说：“如果你是一名党员这样做，要考虑你的党性何在！”从此，再没有发生类似问题了。
正在这时，父亲在家乡不幸病故。父亲病重时，大哥和弟妹都已回到他的身边，大哥发来电报，是发到学校的，那时的通讯不像现在，电报转到我手上时，已过了七天。因此，我即回电问这几天来父亲的病况，回答是有了好转，叫我不必回去了。但是，11月28日中午，我从测区回住地吃中饭，拿到一封信，我带上碗筷往食堂边走边看信。信是大哥七天前写的。他告知，父亲于11月17日病故，一切后事都已办完。当时，一下子，我的脑子成了真空，不知如何是好。不久我抽空回到学校。一进校园便碰见荷英。她也知道消息，眼睛红红的。大家心情十分沉痛。我们所能做的是随即寄上一笔钱去给母亲，以示安慰。
为了加快作业进度，我亲自出马在一天中观测了一条有七八个三角形组成的线形锁，每个三角形的闭合差都很小。有时候要到十多公里外的13班住地听形势或忆苦思甜报告，没有客车，几十人来回都是站在矿区运矿石用的翻斗车上，来回颠簸。恐怕现在人是难得有此体验的了。
这次实习直到12月17日结束返校，其时已是初冬季节，朔风瑟瑟，只见远处山顶上已白雪皑皑。在马鞍山火车站等车时，从广播中听到康生逝世。那时康生是权力极大的文革小组成员，他的逝世也算一件大事。全国的政治形势又将出现反复。不久就大搞反击所谓“二月逆流”，邓小平又一次遭殃。
1976年，龙年，中国在这一年里经受了巨大的不幸，三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于一月七月九月先后逝世，4月5 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宣告十年文革的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回忆起来这一年真是很不平凡。
1月8日，同往常一样，我巡视完同学早操后往回走时听到广播中传来哀乐和总理病逝的噩耗，心中为之一震，赶回宿舍在走廊中便听到隔壁王曼青老师在抽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寒假后，我的语文课结束，随即改教《控制测量学》，离开了语文教研组回归测绘专业科。全国政治形势发展令人担忧，开始搞“批邓”。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三起三落而最终成为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世人景仰。
5月，我和余嘉龙老师带着14班的方子岩同学（现为东南大学副教授）赴浙江省上虞县曹娥江地区筹备这两个班的生产实习，5月19日出发经上海杭州，20日到达曹娥（百官镇）。我们住在县招待所里，每天出发踏勘测区，寻找点位，搜集资料，落实住地和粮食补贴方案等，可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记得5月31日我和方子岩同学登上了附近较高的龙会山，虽海拔只有400米，登山四望，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这次的登山使我这个刚上40岁的人感到自己体力开始走下坡路了。
6月6日，我打前站的任务已算完成，返校汇报工作，商定学生出发日期。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这次旅程使我尝到了饥饿的折磨。早晨，我从曹娥出发，匆匆忙忙喝了一碗粥，在火车上和沿途各车站竟然找不到一个卖食品的，连杭州这样的大站也不例外。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不大能相信，直到下午一点在过了杭州不久的一个小站的栏杆外，有一个小贩出售冰棒（广东人称为雪条），质量十分低劣，我也买了一根，聊以充饥。更难忍受的是邻坐的一家去西安的四口却不停地在吃着东西聊天，使我垂涎欲滴。他们见我无数次到站都下去寻找食物却都空手而归，很是同情，便请我吃他们摊在茶几上的蚕豆，我也不大好意思地吃了几颗。列车直到下午3时多才到达上海，我才吃上了中饭。这一次的经历刻骨铭心。自此以后，我每坐火车，总是备足食品。其实在今天已完全没有必要了。
6月10日，13、14两班同学出发。11日14班到达座落在坝基上的住地。不远处就是曹娥江，清澈的江水自北向南而下，两岸风光秀丽。再往南便是著名的越剧之乡嵊县，曹娥的故事流传久远。这一带山多林密，盛产茶叶。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控制测量作业近两个月。
晚饭后，我们喜欢到江中游泳，洗涤野外作业辛劳的汗水。一次，我游到江中央时左小腿突然抽筋。而正在此时，上游不远处一艘大轮船快速向我驶来，我着实有些惊慌。两岸差不多一样距离，进退两难。我随即高声告知岸上的同学，王锁柱王道国等同学喊附近挖泥船上的人来救我，但船工根本无动于衷。幸好我是当过几年救生员的人，我一边仰泳，一边自我解脱了，然后向对岸游去。中间还遇到大摊的大粪，也不觉其臭了。回头一看那大船飞速而下。我在对岸稍作休息后，在同学们的“护驾”之下又游回来了。2002年5月该班同学在南京聚会时还提起我的这次虚惊。
有一天，我只身重上龙会山去看望王道国周雪良小组。为了观测龙会山三角点，他们住在半山的庙里，与和尚为伴，吃素菜，等待天气合适时上山观测。上山本来有路，但被比人还高的山草覆没。我拿了一根棍子，一边打蛇一边当拐棍。艰难地登上了他们观测的三角点。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住地时，还拄着那根打蛇的拐棍，邵诚老师远远看到，说还以为哪里来了个乞丐呢！
6月17日，我跟于所胜小组造七家山的标时，也经历了一场风险。那天，我们运送标材是用小船，十多里路，我和男同学轮流在岸上拉纤。陈军良等来自水乡的同学是驾船好手。拉纤并不是人人能体验到的。一首歌中唱道：“妹妹你坐船头呵，哥哥在岸上走……”，我们却没有那么浪漫的心境。到了山脚再把木料水泥等材料卸下，扛上山顶。七家山虽不到200米高，但扛着这么多重物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也一样和同学们一起扛木料，当时流行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午，造标埋石即将结束时，天空乌云密布，不一会惊雷阵阵。我们冒着雷击的危险，急忙做完最后的工作，收拾下山，要不然还得再次爬这座山。夏季山区的雨说来就来，下山时已是大雨倾盆。我们谁都没带雨具，任由雨水淋透，个个成了落汤鸡。难为了冯灵娣、黄若藕等几位女生，跟着我们淋了一两个小时，虽是夏天 ，个个嘴唇发黑。回到住地，伙房为我们煮了姜汤，以解寒气。喝着姜汤，没有一个人有怨气。测量员这些算不了什么！这是人生的磨练！
7月6日晚上，收音机传来朱德委员长病逝的消息，李传增同学立即找我，建议写一条大标语，以示悼念。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指示学生刷了一条大标语在大路边上。
实习过程中，我们和当地农民相处十分融洽。我们组织学生参加农业劳动，除草割稻。有一次在水田里除草，我的动作较慢，从这头到另一头，上到田埂，发现小腿上沾上多条大大小小的蚂蟥，一一拍打下来，多处渗出血来。当地农民对我们关怀备至，有一次下船时因为要涉水上岸，船工就背同学（记得是冷世庆和俞明发）上岸，以免他们湿鞋。我们在山上作业时，也会给我们送茶水，下雨时会主动借雨具给我们。甚至还有的房东给同学洗衣服，令我们很是感动。
实习期间我们抽空参观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秋瑾就义处（那时被破坏并没有修缮）。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顷刻之间夺去24万多人的生命。
8月1日建军节这天我们实习结束，踏上归程。火车沿途景象破败萧条，杭州城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所见的公交车都没有完整的车窗。文革把一切搞乱到了极点了，预示着光明就在前头。
回到学校，我们又投入新的教学工作。
8月份，按计划同学回省各地质测绘单位实习。我则在江苏省各队中巡视。
那时唐山地震的恐慌气氛尚未散去，人们不敢夜宿室内。在学校大操场到处睡满人，一家一户用薄膜搭起小帐篷，形成一道当时的风景线。我们一家也在其中。有一天夜里祸不单行，睡到半夜下起大雨，全家四口临时搬进附近制印工厂的平房里。8月15日和部分同学到达连云港。在招待所里，让好好的双人间空着，我和同学们睡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到了测绘队，他们也都是用农用薄膜搭起来遮挡露水，挤睡在外面。
9月5日，大哥送母亲到南京，此后，除了1979年她曾到湖北庆弟处一段短时期外，母亲在我处居住直到1981年春节前。有儿孙的陪伴照顾，这段时期母亲的生活还是幸福安康的。到广州白云路四叔的房子建好，母亲在广州有了安身之所后，才回到广州。1976年10月10日庆弟有“为母亲迁居南京而作清平乐一首”：六十余年，忧患总无边。都为儿女苦熬煎。一头霜雪堪怜。 石城再度相逢，倩谁托寄乃翁？黄土岗前秋草，应把消息传送。
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我正在苏北丰县沛县（刘邦故里）之间看望在物探队实习的同学，坐在该队的吉普车上，经过丰县中心广场时，突然听到哀乐声，司机立刻停下车静听。听到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司机马上说了一句：“中国要乱了！”
后来，我又到溧阳看望那里实习的同学。总之，这段时间，我像个巡回大使。周游了江苏的许多地方。
最令人鼓舞的，莫过于这年的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举国欢腾，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2月中旬，这一班同学毕业了。1974年10月我迎接了他们，1976年12月又送走了他们。他们赶上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1977年的元旦，学校排演了活报剧《群丑图》。我在其中扮演姚文元的角色，花了不少功夫才把台词背下来，在舞台上我吹响一支小号表达吹鼓手之本领和丑态。劳永乐兄也扮演一个角色，是演的谁我记不清了。记不清雍巧玲和崔长征两人中是谁演的江青。反正我们四人就成了“四人帮”了。
重返教坛后和14班同学两年相处的日子，多么难忘！
现在，转眼近三十年过去了，四人帮早已烟消雾散，悠悠往事如在眼前！
1991年夏天我和荷英到山东济南、威海、荣城等地，见到了这个班山东省的部分同学，2003年9月我们又到福建的厦门等地游玩，见到了福建的部分同学。所到之处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大家相聚无比欢乐。
2002年5月黄金周，14班四省一市的近30名同学重聚学校。许多人分别26年重聚首，大家感慨良多，高兴万分。（见本网页《我的学习生涯和我的班主任》一文和照片）
今天，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又过去两年了，今年是他们进入地校学习的30周年，不知有没有机会再一次汇聚一堂！谨以此文献给同学们，作为向同学们的美好的祝福吧！
2004年4月6日于广州澳洲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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